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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此前报道，视频中，马军和一男子有亲密举动，廖某也与该男子有搂抱行为。正值“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阶段，该饭局中又有业内人士参与，网友质疑马军等人有拉票嫌疑。随后，方正证券内部对涉事两人进行停职调查，对马军的职级进行降级，从ED（Executive Director）降为SVP（Senior Vice President）；并进行降薪处理，扣12个月绩效奖金。

但为什么国企没有面临这些问题，没有听到国企的抱怨？这是因为，此次中国经济调整的焦点在下游，是下游的产业要转型升级，而大部分民企集中在下游，国企大部分集中在上游。而且，国企在前些年去产能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转型的痛苦了。现在国企的日子好过了，今年国企利润增速在15%左右。

菲利普斯曲线不但活着而且完好。跨国和地区数据表明，工资通胀仍对国内失业率高度敏感，包括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时间里。更多关于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完好的内容，参见智堡前文《休眠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胀魅影始终蛰伏》。疲软的工资通胀2008-09年的“大衰退”已过去近10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名义工资增幅仍明显低于衰退前水平。2013年后的这波复苏也始终未能转化成“正常的”通胀水平。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仍接近1%，日本的核心通胀率已从零升至1%，美国情况略好，核心通胀在持续复苏后接近2%。不过，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几乎没有通胀。核心CPI通胀、GDP平减指数通胀以及经生产率调整后的工资通胀均保持在1%附近，而非危机前2%的名义锚 （图1）。

2018年货币政策的锚在于总量投放后DR007绝对水平下行。维持流动性总量合理充裕是2018年货币政策转向后的主要目标，基于此目标经历过4次降准后，数量工具的持续投放已经通过营造宽松的资金面，DR007自2018年7月初首次出现与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倒挂后始终紧贴政策利率运行并时有倒挂现象。2018年DR007绝对水平大幅下行，至2018年年底DR007中枢已经低于政策利率水平。

其次，技术变化也可能对议价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新技术与工人技能之间的互补性。在一种极端下，自动化可以替代低技能或一部分中等技能工人，这也是当前一些人对AI和机器人恐惧的来源。这必将削弱这些工人的议价能力，并导致较不具吸引力的就业条件 （工资增长较弱、工作时间较短或零工经济比例增加）。在另一种极端下，技术进步可以对高技能工人起到很强补充作用，比如工程师和建筑师等，他们的工作需要解决复杂的问题，新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率和要求更高工资的能力。

当前中美之间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在确定具体产品时应当选择美国对华高度依存而中国对其依存度并不高的产品；应选择可以替代甚至中国自己也能制造的产业。比如，美国汽车，限制其进口，我们也有其他的选择，而且中国现在是世界汽车第一大产销国；再比如大豆，未必非得从美国进口，可以增加从巴西、阿根廷的进口，分散一下进口渠道能更好地保障我们的供应，其他国家也承接得住。